徐福(?—?)，即徐巿
（注意，是“巿”〔ㄈㄨˊ〕〔fuˊ〕而不是“市”〔ㄕˋ〕〔shiˋ〕
），字君房，秦朝时齐地人，当时的著名
方士。其家乡现还不太明确，一般认为是今山东省
龙口市徐福镇人，一说江苏省
连云港市赣榆县人，一说
青岛胶南市人。
福的事迹，最早见于《
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和“淮南衡山列传”（在秦始皇本纪中称“徐巿”，在淮南衡山列传中称“徐福”）。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希望长生不老，西元前219年，徐巿上书说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有神仙居住。于是秦始皇派徐巿率领童男童女数千人、以及已经预备的三年粮食、衣履、药品和耕具入海求仙，耗资巨大。但徐巿率众出海数年，并未找到神山。西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至琅岈，徐巿推托说出海后碰到巨大的鲛鱼阻碍，无法远航，要求增派射手对付鲛鱼。秦始皇应允，派遣射手射杀了一头大鱼。后徐福再度率众出海，来到“平原广泽”（可能是日本九州），他感到当地气候温暖、风光明媚、人民友善，便停下来自立为王，教当地人农耕、捕鱼、捕鲸和沥纸的方法，不回来了。
后来各史书对徐福出海一事都有所记载，只是对所到达的地方说法不一。《
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
后汉书》“东后汉书夷列传”、《
括地志》等书记载为直洲，但具体方位不详。到了五代的后周时，僧人义楚在《义楚六贴》的“城廓•日本”中，首次明确提到徐福最终到达的是日本，今日的秦氏（日本古代渡来豪族。）为其后代，并说徐福到达后，将富士山称为蓬莱。
龙口的传说2200多年前，秦始皇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为了永久享有这样的权力，他妄想得到长生不老之术。于是，不断派人去寻求长生不老的仙药。一次，在秦始皇到泰山封禅完后，东巡路过龙口——当时还叫作黄县，在当地一把手的安排下，方士徐福以地方名流的身份晋见了皇上，并随团继续考察。到了琅琊 (今胶南)的时候，徐福正式上书说渤海中有三神山，里面住着神仙，吃了山里的仙药，个个长生不老，他愿意赴汤蹈火，为皇上取仙药。秦始皇很高兴，给了他很多金银财宝，命他入海求仙。但没多久，徐福就回来了，说，他见到了神仙，但是神仙嫌礼薄，需要美好的童男女和各种工匠用具作为献礼，才能得到仙药，秦始皇遂派500童男女随徐福再次出海。
第二年，泰始皇再次东巡，顺便来找徐福，虽然路上遇到了刺客张良用大铁锤袭击，但躲过一劫的他仍按原计划到达琅琊，可惜没见到 徐福。他再见到徐福的时候已经是十年后，他的第三次东巡。徐福依然没有找到仙药。 他的解释是这样的：本来就要拿到仙药了，但是海上有大鱼护卫仙山，功败垂成。这次，秦始皇亲自率领弓箭手到海上与大蛟鱼搏斗，杀了条大鲨鱼，兴冲冲的回去了，想这下子可好了，徐福终于可以拿到仙药了。但是，他还是没有等到仙药，在返回咸阳的路上，就病死了，他的手下为了篡位，密不发丧，全国人民都不知道，没有了借口的徐福一时也骑虎难下，于是在公元前210年，他带着浩浩荡荡的求仙团队漂洋过海，寻找虚无缥缈的三神山和灵丹妙药。从此，再未回到中原。
这个故事在龙口是家喻户晓，但它到底是真还是假?徐福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么?
故里之争5月16日，离一年一度的龙口市徐福文化节还有两天的时间，这次已经是第七届了。届时，将在徐福园广场上为两座徐福雕像举行揭幕仪式，其中一座送给韩国济洲岛，立在徐福展示馆。龙口人一直认为徐福的故乡应该是龙口。
最早记录徐福事迹的是《史记》，作为当时西汉武帝时太史令的司马迁，距离徐福东渡的时间只有七八十年的时间，定是因为此事影响甚广，所以他在自己的不朽著作里记录了当时求仙这一盛况：“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司马迁说徐是齐地人。
在龙口市西北部有个徐福镇，镇因秦方士徐福而名，镇上有仿秦古祠——徐公祠。徐公祠不大，不过一个四合院，里面有徐福的雕像，和中外因徐福而进行的文化交流展示。“这里以前有个小庙，是当地人为纪念徐福建的。庙前就是徐格庄，据说就是徐福的老家。”徐公祠的管理人员李树植说。平时来这里参观的人并不多，但是，每来一个，李树植都会这样热情的告诉游客，龙口就是徐福的故乡。
司马迁没有说出徐福的籍贯。那龙口人为什么认为徐福的故里是龙口呢?这源于 《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东莱郡有县十七 ……，徐乡。”关于徐乡的由来，元代研究齐国史地的学者于钦在《齐乘》中说：“徐乡，盖以徐福求仙而得名。”《齐乘》被史学界推为善本，是全国名志之一。“乡”在秦代是一个行政区域单位，而徐乡县在汉代就是指黄县，今龙口市，龙口市保存了很多有关徐福的遗迹。譬如，徐姓是黄县的大姓；城东绛水河畔有一登瀛村，传说徐福东渡瀛洲时，就是从这里集结童男女开始启航的；风景优美的屺岛上立着徐福的雕像，屺岛原叫寄岛，因当年徐福东渡时，将母亲暂时安置在这个岛上而得名，当然，这也只是个传说。
赣榆--弦歌声处是故乡
有关徐福的故乡还有另外一种说法。1982年6月，江苏赣榆县进行了一次地名普查，在县城北金山乡南一公里的地方发现一个叫“徐阜”的自然村。据当地人说，“徐阜”原名“徐福”，明清时仍称“徐福村”。另据出土文物可知，赣榆县在战国时属齐地， 秦时属琅琊郡。由此，位于今江苏赣榆县城北金山乡南一公里的徐阜村，也称是徐福故里。
这两种说法在目前史学界上争论颇多， 因为都没有确凿的证据，一时争论不止。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纪念徐福活动的展开。
日本前首相
羽田孜与徐福故里的情缘
近5年来，日本前首相、众议员羽田孜先生曾两次访问徐福故里，一次是2002年6月25日抵赣榆；一次是2007年10月25日抵连云港。两次抵达徐福故里，皆为“25日”，似乎有其寓意，然而，据我所知，纯属巧合，并非刻意安排。
多年夙愿得了却
羽田孜先生出生于1935年，日本长野县人。1958年毕业于成城大学经济系，在小田急公共汽车公司工作10年，曾任公共汽车科科长、众议员羽田武嗣郎（羽田孜的父亲）的秘书。1969年12月起，曾10次当选众议员。1985年起，先后任日本内阁农林水产大臣、大藏大臣、副首相兼外务大臣。1994年4月25日，当选为日本第80任首相。上任仅两个月，就于当年6月26日让位于村山内阁。以后相继任太阳党党首、民主党干事长。现为众议院议员，兼日本徐福会顾问。多年来，他以徐福的后代而自豪，并执著地关注徐福研究。
2002年6月22—24日，中国徐福会主办的徐福国际研讨会在北京金台饭店隆重举行。中国、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有关专家学者到会。羽田孜先生因日本众议院开会选举，未能参加这次会议开幕式，委托他的堂兄羽田计树先生在会上读了他的祝词。
6月24日下午3时许，羽田孜先生偕次子羽田次郎风尘仆仆来到金台饭店，出席徐福国际研讨会闭幕式，他在热烈的掌声中说：“我是和儿子一起来的，是来中国寻根的！”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的羽田孜先生侃侃而谈：“我们的身上有徐福的遗传因子，在我的老家还有“秦阳馆”，作为徐福的后代，我们感到骄傲……”
在演说中，中国徐祖会羽田孜先生告诉大家：“赣榆县徐福村徐福祠，我要去参拜！”
演说过后，中国徐福会李连庆会长特地把我介绍给谦和的羽田孜先生。这便是我与这位日本著名政治家的初识。
第二天（6月25日），羽田孜先生携次子羽田次郎在中国对外友协有关人员的陪同下，由北京飞青岛，再由青岛转车来赣榆。他受到了刘永忠市长的热情接待，并在刘市长等人的陪同下虔诚地拜谒徐福祠。
显而易见，羽田孜先生首次访问赣榆，是自己主动安排的，其目的就是寻根溯源、祭祀祖先。
羽田孜先生来往奔波一天，留下了“日中友好始祖徐福”的墨宝，并种下了象征中日友谊的银杏树，道出了“我和你们一样都是徐福的后代”这发自肺腑的感人话语。
一幅图片和一张报纸
在东京日本众议院第一议员会馆羽田孜先生办公室内，陈列着两幅十分引人注目的图片：一是羽田先生伯父的《秦阳馆》油画作品，一是中国连云港市苍梧晚报记者张晓晖《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先生在赣榆》的摄影作品。这两件作品成了羽田孜先生向客人介绍徐福及其故里的生动载体。
“‘我的祖上是姓秦的。’羽田孜指着一张照片说。五六年前，他特地前往江苏省赣榆县，那里据说是秦朝著名方士徐福的故乡。羽田孜特地把他和那里孩子合影的一张照片放大，摆在他国会事务所的桌子上。”《南方都市报》特派东京记者在报道中如是说。
2007年11月4日，中央电视台在《东方时空》“高端访问”栏目中，播出了资深主持人水均益《访问日本前首相羽田孜》的节目。
在水均益与羽田孜先生的访谈中，荧屏上不时出现“徐福村碑”、“徐福祠”、“秦山岛”等画面，尤其是《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先生在赣榆》的照片反复出现。当水均益提及这张照片时，立即引起了羽田先生对首次访问徐福村受到热情欢迎盛况的回忆：“当时的情况很不得了，人数很多，人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我和很多孩子照了相，效果很好。他们个个笑容满面，我希望看看他们，是否都长大了。”
羽田孜先生于今年10月来连云港赣榆县访问时，也在多种场合提到这张照片：“我把与徐福村儿童合影的这张照片放在国会的办公室里。看到照片，就会记起热情的赣榆人，记起徐福故里在连云港。”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张照片，为何受到羽田先生这样厚爱？
羽田孜先生首访赣榆县金山镇徐福村时，村民们在徐福祠广场敲锣鼓、鸣鞭炮，热情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羽田先生触景生情，非常激动，走近村民，放开喉咙：“大家好！我和你们一样，都是徐福的后代。看到你们真高兴！”说着，与大家亲切握手致意。记者张晓晖用相机留下了这珍贵的瞬间。
今年1月底，我随连云港徐福研究会赴日本、韩国徐福遗迹考察组在东京拜访羽田孜先生时，以连云港市徐福研究所的名义，将这幅放大的图片赠送羽田孜先生。
没想到这幅图片竟得到羽田先生如此厚爱，更没想到媒体如此关注。
水均益访问羽田孜先生时，曾拿出一张报纸，指着报上的一张照片问羽田先生：这是什么？羽田孜先生回答：“这是应徐福研究所的要求，给他们题词。”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为了联络国内外徐福研究者加强对徐福东渡的研究与传承，并以此为纽带促进国际间的友好交往，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发起成立了连云港市徐福研究所。羽田孜先生应邀屈就徐福研究所顾问，并欣然拿笔，以遒劲的“徐福研究所”书法作品致贺。热心的神奈川徐福研究会会长田岛孝子女士，多次往返于川崎与东京之间，把珍贵的墨宝适时用特快专递寄给我，后来，羽田先生题字的照片在日报上登出，并成为主持人访问羽田孜先生的由头。
十月可去连云港
早在2006年赣榆第六届徐福节前，赣榆县委领导同志就委托我与有关方面联系，邀请羽田孜先生参加当年的徐福节。但因羽田孜先生当年的活动日程已安排完毕，无暇出席徐福节，特写了祝辞委托出席徐福节的田岛孝子女士代为宣读。
今年1月31日，连云港徐福研究会赴日本、韩国徐福遗迹考察组受孙荣章会长的委托，在东京拜访了羽田孜先生，邀请他参加今年10月在赣榆举办的第七届徐福节和徐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羽田孜先生一方面对我们的盛情邀请表示感谢，另一方面又对参加赣榆徐福节感到为难。他告诉我们：今年的活动日程去年底已排定，10月要去非洲访问，组织慈善活动；8月份前，国会选举，无法出访；9月份也安排了一些活动。
我一再讲述县市领导邀请羽田先生访问徐福故里的迫切愿望，请羽田先生理解我们一行的责任，支持我们完成邀请任务。
大概羽田先生感到徐福故里的一片真情，沉思片刻说：“不在徐福节时去，可以吗？”
我说：“不论您什么时间去，徐福故里的领导和人民都会热情欢迎您！”稍一停，我接着说：“如果方便调整日程，还是请您出席徐福节为好。因为徐福节活动多，与会人员多，邀请主流媒体多，您若出席，会在国内、国际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宣传和弘扬徐福精神，也有利于中日友好交往。”
羽田先生问陪同我们的田岛孝子女士：日本能去多少人？田岛女士回答：“估计10多人。”
羽田先生停了停，说：“好吧！10月去连云港。”
我们如释重负，庆幸羽田先生随和大度、善解人意，支持我们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
羽田孜先生今年10月的连云港赣榆之行，使赣榆徐福节和徐福文化研讨会盛况空前，吸引了国内外多家主流媒体和网站竞相充分报道，亦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中外徐福研究》首发式
羽田孜先生一行为出席10月26日举行的中国·赣榆第七届徐福节，于25日下午从青岛机场抵连云港。他们不顾一天的奔波劳累，未去下榻的云台宾馆，径直去市行政中心会见市委书记王建华等连云港市党政领导。
下午5时许，羽田孜先生等又来到连云港市博物馆，出席《中外徐福研究》首发式。中国原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日大使徐敦信，原中国驻日大使杨振亚，中国徐福会会长刘智刚，连云港市领导仲琨、凌迎兵陪同羽田孜先生在主席台就坐；徐福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外徐福研究者、连云港市有关部门负责人等近百人出席了活动。
年过七旬的羽田孜先生，兴致勃勃地参加了《中外徐福研究》发行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
《中外徐福研究》是由淮海工学院徐福研究所、连云港市徐福研究所和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组织编辑的一部系列丛书，作为徐福研究所顾问的羽田先生，借参加赣榆徐福节之便出席该书首发式，自在情理之中。羽田先生亲笔为《中外徐福研究》封面题签，对此书给予厚爱，亦为人之常情。更重要的是，羽田孜先生对中国一如既往的友好态度和对徐福故里的片片深情，用他自己的话说：“凡是与中国沾边的事，我都高兴去做！有关徐福的活动，我都要争取参如！”
《中外徐福研究》首发式，可谓规模小，规格高，影响大。至今，多家网站报道首发式盛况，并且，已有北京、杭州、广州、重庆等地的六家网上书店发行该书。
花篮与石刻
今年9月中旬，田岛孝子女士通过爱知县立大学逵志保博士发来了电子邮件，告知羽田先生10月25日抵连，26日上午参加徐福节开幕式、徐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下午去上海。实际上，羽田孜先生在赣榆的有效时间只有半天。
26日上午，羽田孜先生一行在徐福庙参加过徐福节系列活动后，在国家有关部门和连云港市、赣榆县领导同志陪同下来到徐福像广场，恭恭敬敬地向徐福像敬献花篮。在鲜花争艳的花篮前，羽田先生神情自若，双手整理着随风飘舞的缎带。大概因为弥补了去年未来参加徐福圣像揭幕仪式的缺憾而欣慰，羽田先生流露出满脸快意。
了解内情的人都明白，羽田孜先生从日本带来的并非敬献的这只花篮，而是一个精美的花瓶。
安排羽田孜先生敬献花篮和羽田石刻揭幕等活动，主要目的是让羽田先生在徐福故里留下长久的印象。事前，我通过日本朋友向羽田先生建议：如果方便，最好从日本带来小巧玲珑的花篮，以便在徐福纪念馆永久收藏。
不久，田岛女士发来传真：“花篮日本带来，鲜花请赣榆准备。”为此，她提前一天抵赣榆。但当她在赣榆宾馆拿出“花篮”，打开层层包装，呈现在眼前的却是一个精美的镂雕陶瓷花瓶。田岛女士告诉我：这个花瓶是羽田孜先生专门在日本有名的工厂定做的，品质很好。看到这洁白如玉、造型美观、制作精良的花瓶，不能不感谢羽田孜先生这位日本著名政治家的良苦用心了。
徐福节组委会的同志认为，10多米高的徐福像前，摆放一个几十厘米高的花瓶，显得太矮，建议羽田先生敬献赣榆县特意加工的花篮，花瓶作为县领导拜会时的赠品，事后再送纪念馆陈列。我将此意见向田岛女士转达后，她愉快地接受了此建议。
将来徐福纪念馆收藏的是花瓶而不是花篮，或者花瓶、花篮皆收藏，其个中原因，就在于此。
徐福生态园徐福像左前方，有一两米多高未加雕琢的立石。那是羽田孜先生手书石刻的。敬献花篮仪式结束后，赣榆县委书记孙荣章先生主持了石刻揭幕典礼。
当羽田孜先生和连云港市政协主席俞素娥女士，将蒙在石刻上的红绸徐徐揭下时，广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人们争先观看，摄影留念。
石刻的阳面镌：
“日中友好始祖徐福 众议院议员 羽田孜 二OO七年七月一日”；
阴面是：
“羽田孜先生，日本国长野县人。众议院议员，第八十代内阁总理大臣。贰零零贰年陆月贰拾伍日拜谒徐福祠之际题此以赠，复於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五周年之际重书。特勒斯石，以志永念。
赣榆县人民政府
丁亥年仲秋”
徐福东渡的原因徐福，古称徐，以方士为业。古代的方士虽然在官方的正史中是以搞迷信为生的“三教九流”式的人物，但其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懂得诸如医药、炼丹术、占星术、航海术等科学技术， 他们的行业特色决定了上可以接触帝王贵族，下可以联系平民百姓，在当时社会上是比较受瞩目的一群。而徐福也是其中的佼佼者。自战国至汉初，山东沿海的方士入海求仙风盛，多是为了迎合统治者长生不老的愿望。
但关于徐福东渡的原因，历来说法不一，他屡次出海，没求到仙药，却依然能在秦始皇的暴政下安然无恙。为何他能逃脱，而和他同时代的其他方士却因求药未果而被驱逐呢?龙口市文化局副局长、龙口市徐福研究会办公室主任曲玉维认为，这一方面说明徐福当时的才能卓著，另一方面，也暗示着，他的东渡之旅不仅仅是求仙药这么简单，还有其他政治目的。
求仙药说。这是目前最为通行的说法。在秦代方士是很流行的。在齐地和燕地，这样的方士很多。战国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时，便有大批齐、燕方士入海求蓬莱仙药。和徐福同时代的方士也有很多，像卢生、韩终、侯公等。徐福作为方士中最著名的一个，为始皇入海求药，是可能的。
避祸说。“秦始皇暴政，一部分人敢于揭竿而起，另一部分人就消极抵抗，在沿海地区，就有很多人向海外移民。徐福是知识分子， 他不满秦的暴政，但又无能为力， 于是表面上热衷于寻找仙药，实际上是寻找合适的机会移民。”山 东师范大学山东地方史研究所所长朱亚非教授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汉书》中说：“徐福、韩 终之属多赍童男女人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唐代诗人汪遵《东海》诗也写道：“漾舟雪浪映花颜，徐福携将竟不还。同舟 危时避秦客。此行何似武陵滩。”作者把徐福入海不归比作陶渊明《
桃花源记》所写的武陵郡渔人避秦乱而移居桃花源之事。
复仇说。也有人认为徐福东渡是为了报秦亡齐国之仇，消灭族之恨而策划的一次叛离始皇恶政统治的行动。
海外开发说。当时邹衍的大九州观点十分流行，认为在海外还有很大的疆土。 邹衍的大九州学说引导和鼓舞沿海的航海家、探险家积极地开发海外。秦始皇所向往的正是：凡是日月所照的地方，都是他的疆土；凡是人的足迹所到达的，都是他的臣民。于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版图，就打着求仙药的幌子，派徐福出海，实际上，却是为了实现自己疆土四至的理想。《吕氏春秋·为欲篇》也指出了当时秦国统治者的理想：“北至大夏，南至北户，西至三危，东至扶木，不敢乱矣。”东至扶木就是东至扶桑，即后来所说的日本。这应该就是秦始皇对国家版图的宏伟目标。因此， “秦始皇东巡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东至扶桑的理想，而徐福探海东渡正是实观始皇理想宏愿的具体行动。直到后来，秦始皇老了，身体渐渐不行了，才更偏向于寻求长生不老之术。”曲玉维说。
徐福东渡何处但是，秦始皇最终没有得到长生不老的丹药，而他满怀希望派出的求药团也一去不回。徐福带着三千人的队伍，长途跋涉，寻找传说中的三神山，最终，找到了一个水草丰美的地方，自立为王， 再也不愿意回家乡了。《史记》中 说，“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那徐福最终去了哪里呢?
徐福东渡是否到了日本，这是诸谜中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 有学者认为，三神山一般是指日本国。日本还保存有很多有关徐福的遗迹，如徐福登陆地、徐福祠、徐福冢、徐福井等。其佐贺市、新宫市等地都被传为是徐福当年登陆日本的地方。 但也有学者认为徐福最终的目的地是韩国。因为韩国也有有关三神山和徐福东渡的传说和曾活动的遗迹。此外，还有说去了南洋的，也有说到了海南岛的，更有说到了美洲的。这种说法认为，徐福东渡是先到了日本，后来又到了美洲，并在美洲自立为王不归。檀香山遗留下带有中国篆书刻字的方形岩石， 旧金山附近有刻存中国篆文的古箭等文物出土。这些古代文物是当时徐福这批秦人经过时所遗留的。而墨西哥湾地区有批居住山区的黄种人，据称是秦采药人的后代。
曲玉维认为，徐福历经十年的准备，而且从小生活在沿海，一定会选择一种安全可行的航海路线，一方面要保证淡水和粮食的供应，一方面要避免大的风浪，所以他决定沿岛而行，最终的路线便是：从家乡北海岸的黄河营古 港启航东渡，经辽东半岛到朝鲜半岛，最后到达日本的北九州。
两千多年来，徐福到底去了哪里，依然争论不休。因为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其他地方，他们都怀念徐福。感激徐福给当地带来的变化。在这些地方，世代传说着徐福教当地人种水稻、凿水井、制造农具、传播医药、纺织等知识的故事。尤其在日本，徐福集团的到来，给日本带去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将日本从一直徘徊中的原始社会推向了奴隶社会。 于是，两千多年前徐福那次复杂的东渡，虽然让他如履薄冰， 但是今天却让人们永远记住了他。“那次东渡成了中、日、韩友好交往的开端，徐福也成为三国人民友好的化身。”朱亚非说。
从历史学的角度，对徐福其人以及东渡之事的研究，始自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都曾有人在致力于这一课题的研究。
在近现代，早在“五·四”运动前夕的1918年，陶亚民先生首先发表了《徐福事考》一文，王辑五先生把研究徐福与研究中日海上交通史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当时一些著名史学家，如汪向荣、卫挺生等，也参与了这一研究。1981年，汪向荣先生再论“徐福东渡”，又重新掀起了徐福研究的热潮，而且一改其年轻时认为司马迁在《史记》里只是原原本本地记载了“方士们的不真实的宣传”，认为“徐福是实在的人物，他的入海是为了逃避始皇帝的虐政，是有计划的海外移民。”他还指出：若对中日关系史和日本古代史发展过程进行认真观察、探讨的话，也不能轻易地否定这一传说。近二十年来，这一研究取得了不少瞩目的成绩。一些中国有影响的史学元老和中青年史学工作者也对这一课题颇感兴趣。如复旦大学的吴杰教授、辽宁大学的孟宪仁教授、天津社科院的王金林教授、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王勇教授等，都曾立著论述。另外象台湾的彭双松教授、日本的梅原猛教授、壹岐一郎教授、水野明教授等也都对这一课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然而，由于《史记》对徐福求仙事的记载“语焉不详”，使得这个历史事件成为一宗千古疑案，史学界不少人把它看成是一只烫手的山芋。近些年来，虽然有人试图从考古学、人类学、航海史等多角度来佐证这一历史事件，但很难有突破性的进展。要说认同，只有两点，一是历史上确有徐福其人，二是确实下过海。至于其出身在何处，在哪儿出海，出过几次海，东渡的目的是什么，最后到的“平原广泽”究竟是什么地方，这一切还都是目前争论的焦点。因此，有些史学家就提出，单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徐福与日本的关系，容易陷入空论与臆测。
徐福“文化”的影响其实，徐福传说，虚虚实实，历来是浮于中日两国史学界的棘手“谜案”，但又是游离于历史与文化之间的热门话题，徐福成了中国与东北亚地区的一种独特文化。
在中国，自汉以下历代文人墨客，以此为题材撰文赋诗的不在少数。一生喜好探幽访奇的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其《
古风》（三）赋的正是“徐 载秦女，楼船几时回”；宋朝欧阳修的一首《日本刀歌》更是烂熟于中日人民心中；元朝的吴莱热衷于徐福传说，他泛舟东海，寻访古迹，写下了著名的《甬东山水古迹记》，把徐福在舟山群岛中的遗迹，一一记录下来，并写下了《听客话蓬莱山紫霞洞》、《听客话熊野徐福庙》等诗篇；明朝的宋濂、李东阴；清时的黄遵宪等也都以此为题材，创作了流传千古的诗篇。
终上所述，如果说徐福，作为一个历史命题还有诸多难解之谜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文化名题，早已在历史流变的进程中形成，并为中日韩乃至东北亚人民所接受。谁也不是提出徐福文化的始作俑者。而是事实告诉我们，徐福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现实的状况，对中日韩三国的交流与交往起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在日本古代史上，绵延了6000多年的绳纹文化，在公元前三世纪前后突然中断了，日本列岛的文明进程，从石器时代一下跃入了金石并用时代，这一作用，来自于列岛以外的移民，是外来的大规模集体移民带来了新的文化。而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徐福出海求仙事又正发生在这一时期，这又不得不引起历史学家们的关注。但是，《史记》中对徐福去向的记载只有“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这么几个字，这平原广泽是哪儿?谁也不知道，以后又无令人信服的考古资料可以佐证。在日本，有文字记载的史料在公元七世纪才出现，对于古代文史，大多是以口碑形式流传下来的，其可信度也有限。因此，要确切地弄清是哪些集团从中国大陆带去先进文化，着实是有困难的。当时的中国正置列国纷争，连年征战，老百姓为逃避战乱，纷纷蹈海东渡。移民集团到达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又何止徐福一个。就在史学界，关于倭人始祖问题，历来也有“吴人后裔说”，“太伯后裔说”，“越人后裔说”，“徐福后裔说”，“骑马民族后裔说”等诸多观点，影响着日本历史发展的外来文化有吴越文化、齐鲁文化、通古斯文化等。因此，考察徐福文化的源头，真正的涵义在于文化的认同和归属，这一认同和归属又以广泛的血缘交融为基础的。“徐福”仅仅是这一时期大陆移民集团的代名词，是一种文化源头的象征。
另外，自战国至秦汉，王侯将相大多热衷于神仙之道，故在历时几百年的入海求仙活动中，出现了像安期生、羡门高誓、韩众、卢生、少君等一大批方术之士。光是徐福入海求仙时就有三千童男女及无数百工相随，有几十条乃至上百条的船出海，就这一群体而言，也不可能首尾相随、同时出发、同到一个目的地的。因此，在中国一千多里的海岸线上，在日本有近30个地方都有徐福的传说，也就不奇怪了。徐福就成了这些方士群体、求仙队伍的代名词。我把其称为共名的徐福。
徐福与日本历史结合起来，从纯历史学的范畴到形成一种文化现象，随着历史的发展，有一个流变的过程。自
司马迁《史记》记载以后，东汉
班固的《
汉书》、晋陈寿的《三国志》、南宋
范晔的《后汉书》都记载有徐福出海求仙的事迹，且不出《史记》内容的窠臼，所说徐福到过的祖州、瀛洲、夷洲、澶洲、 屿、蓬莱、方丈等地，均是虚无缥缈的。
徐福传说与日本之接轨，大约开始于隋唐时期，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日本派小野妹子来华，次年，隋炀帝派裴世清出访日本，裴世清在日本九州一带看到有一个风俗同于华夏的“秦王国”，于是就猜想，这大概是传闻徐福止住不归的“夷洲”，但又无法确定。之后，有人则把这个“秦王国”直接比定为日本。如明人薛俊蓍的《日本考略·沿革考》(成书于公元1530年)中说：“先秦时，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不得，惧诛止夷、澶二洲，号秦王国，属倭奴。故中国总呼曰‘徐倭’”。用肯定的语气直接说徐福到的夷、澶二洲“属倭奴”。
到了唐代，中日交往日趋频繁，人们发现日本的文物制度类似中国，颇存上古遗风，于是逐渐将徐福东渡之地锁定为日本。
在徐福与日本古代史结合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义楚的《义楚六帖》中的记载。五代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日本醍醐时代的真玄宗高僧弘顺大使(即宽辅和尚)来中国，与我国的义楚和尚相识，相交日益深厚，宽辅把流传在日本的关于徐福求仙到过日本的传说讲给义楚听，后来义楚把宽辅的这一口述内容，记载在他的《义楚六帖·城廓·日本》中：
“日本国亦名倭国，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也。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千余里有山，名富山，亦名蓬莱，其山峻，三面是海，一朵上耸，顶有火烟，日中上有诸宝流下，夜则却上，常闻音乐。徐福止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
在中国，徐福求仙到达日本，最终到达富士山的记载始见于此书，但这一记载也仅仅是一对异国友僧的交谈内容，也只是传说而言。然而，就是这样一则不经意的谈话记录，却成了以后徐福东渡到达日本的依据，传承授受，一直沿袭到了现在。
徐福文化历史流变中的另一突出现象就是徐福逐渐由人到神，徐福的史实记载内容逐渐被作为文人的创作而加以发挥，并且不断加以神话。徐福则逐渐成为一种不折不挠、无所不能的精神象征。这一点，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要数宋代李舫的《太平广记》中一段有关徐福的记载：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许人也。秦始皇时，大宛中多枉死者横道。数有乌衔草覆死人面，皆登时活。有司奏闻始皇。始皇使使者赍此草，以问北郭鬼谷先生，云是东海中祖洲上不死之草，生琼田中，一名养神芝。其叶似菰，生不丛。一株可活千人。始皇于是谓可索得。因遣福及童男女各三千人，乘楼船入海。寻祖洲不返，后不知所之。逮沈羲得道，黄老遣福为使者，乘白虎车，度世君司马生乘龙车。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车，俱来迎羲而去。由是后人知福得道矣。又唐开元中，有士人患半身枯黑，御医张尚容等不能知。其人聚族言曰：“形体如是。宁可久耶?闻大海中有神仙，正当求仙方，可愈此疾。”宗族留之不可。因与侍者，赍粮至登州大海侧。遇空舟，乃赍所携。挂帆随风，可行十余日，近一孤岛。岛上有数万人，如朝谒状。须臾至岸。岸侧有妇人洗药，因问彼皆何者。妇人指云：“中心床坐，须鬓白者，徐君也。”又问：“徐君是谁?”妇人云：“君知秦始皇时徐福耶?”曰：“知之。”“此则是也。”顷之，众各散去。某遂登岸致谒，具语始末，求其医理。徐君曰：“汝之疾，遇我即生。”初以美饭哺之，器物皆奇小，某嫌其薄。君云：“能尽此，为再餐也，但恐不尽尔。”某连啖之，如数瓯物致饱。而饮亦以一小器盛酒，饮之致醉。翌日，以黑药数丸令食。食讫，痢黑汁数升，其疾乃愈。某求住奉事。徐君云：“尔有禄位，未宜即留。当以东风相送，无愁归路遥也。”复与黄药一袋，云：“此药善治一切病，还遇疾者，可以刀圭饮之。”某还，数日至登州。以药奏闻。时玄宗令有疾者服之，皆愈。
整个故事可谓神乎其神。
至于徐福东渡与中日关系的意象结合，则在历代的文学创作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三月，入唐僧空海回国途经越州，朱少乘、朱少瑞、鸿渐等人赋诗相送，唐僧人鸿渐写了一首《送空海上人朝谒后归日本国》：
禅居一海隔，乡路祖洲东。
到国宣周礼，朝天得僧风。
山冥鱼梵远，日正辱楼空。
人至非徐福，何由寄信通。
这大概是文献所见“祖州”、“徐福”与“日本”的意象结合的最早史料。
在此前后，以徐福求仙为题材的诗文也常出于名人之手笔，李白写过，皮日休写过，朱少瑞写过。在日本最有影响的要数宋代苏轼的《海漫漫》与欧阳修的《日本刀歌》。明清时期随着与日本交往的更加频繁，此类题材的诗文更是屡见不鲜，曾任日本大使馆参赞的黄遵宪写的《日本国志》中记载着徐福求仙事；曾任宁绍兵备道的薛福成在其《出使日记》中记录了其去新宫访徐福墓的经过。
名人题留，佳作倍出，虽然，不少作品对徐福描述有着浓厚的神话色彩，但这是徐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过去我们却因其是文学、是传说，并不是史实而被忽视，即惑只作一些佐证材料来加以引用，没有能够集中地、深入地、多角度地加以研究，发觉其更深的内涵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唇齿相依，历史上曾都通过各种形式，各民族之间互相交流、交融，形成一个个复合的政治文化联体。
隋唐时期，是日本与我国交往的第一个高峰期，日本曾向我国派遣了二十多批遣隋使和遣唐使，我国也曾派遣过大量的迎送使节，两国友人、僧侣、学者之间的交往，时常以徐福文化作为一种友谊的象征而互相传颂、赞赏。日本的弘顺法师与我国的义楚和尚以谈徐福传说来颂扬中日人民的传统友谊；日本天台宗僧圆载，来华留学约40年后回国，他的好友唐代著名诗人皮日休为他饯行，曾写有一首《重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其中有：“无限属城为裸国，几多分界是澶洲”的诗句。也以徐福求仙事来揭示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无学祖元的第四代徒弟中津绝海来中国留学。明太祖知道后就在英武楼召见了他。谈话间，明太祖问起日本熊野徐福庙古迹，中津绝海法师即席作了一首《应制赋三山》绝句：
熊野峰前徐福祠，满山药草雨余肥。
只今海上波涛稳，万里好风须早归。
明太祖看到这首诗后，兴致即起，当场步中津绝海诗韵和了一首：
熊野峰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也应肥。
当年徐福求仙药，直到如今更不归。
1402年，明惠帝派遣禅僧道彝天伦和一庵一如出使日本，二位法师在日本碰到了中津绝海高僧，中津绝海捧示朱元璋御赐诗轴向两位中国法师求和诗。道彝天伦和一诗：
采药秦人旧有祠，春风几见术苗肥。
老僧曾到中华国，御笔题诗赐远归。
一庵一如也和诗：
挂锡龙河古佛祠，一生高洁厌轻肥。
赋诗诏入金銮殿，携得天香满袖归。
中日联珠，堪称绝唱。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唱和其间正是倭寇骚扰我国东南沿海之时，从中显现了两国人民对和平友好的珍重。
1978年10月 ，邓小平同志访问日本，他与日本朋友谈及日本就是以前传说中的蓬莱国，有长生不老药时说：仙药究竟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我这次来，希望带回去日本优秀的科学技术。
1979年2月，和歌山县新宫市市长来华访问，将早期从浙江天台山带去的传说中的长生不老药——天台乌药的三株树苗赠给邓小平同志。这又是由徐福东渡求仙而引出的一段中日友谊的一段佳话。
徐福文化就是这样，它以其独特的魅力，已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悠源的象征，并被两国人民世代传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