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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259]
董一元虽然才能平平，却也不是善茬，他压根就没想过要派人去硬攻，地形如此险要，还是用炮合算。
十月初一，总攻击正式开始。
明军在离城百米处布下阵地，架设大量佛郎机炮，对准城内猛烈轰击。城内日军死伤甚多，且火光四起，顾此失彼，一向镇定自若的岛津义弘也不镇定了，当即集合部队，准备发挥他的逃跑绝技。
事实上，他的判断是很正确的，明军的炮火已扫清了外围，城门也被攻破，大批明军已集结待命，只等一声令下冲入城内，此时的日军已毫无斗志，即将完全崩溃。
俗话说：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现在打拼已过，七分到手，接下来的是三分。
前方已经没有阻拦，董一元下达了总攻令。
正当他准备拿下最后三分的时候，一阵猛烈的巨响却轰鸣而起——在他的身后。
爆炸发生在明军部将彭信古的大营中，并引发了营中火药连锁效应，许多明军士兵被当场炸死，火光冲天而起，军心顿时大乱。
事后调查证实，引发此事的，不是日军的伏兵，更不是什么忍者之类的玩意，而是安全工作疏漏——失火。
这就真没办法了，命苦不能怨政府。
混乱之中，明军不知所措，皆以为是被人抄了后路，纷纷逃窜，眼看到手的泗州城就此落空，原本打算溜号的岛津义弘立即来了精神，出城发动攻击，明军大败。
泗川之战以失败告终，明军损失惨重退守晋州，日军侥幸取胜不敢追击，依旧固守原地。
因为此战，岛津义弘名声大振，在日本国内被捧上了天，称为“鬼石曼子”，其实说穿了，这位仁兄的胜利秘诀只有一条——运气好。
但无论如何，赢了就是赢了，输了就是输了。而输了的结果，是很严重的。
因为除西路军刘綎外，此时的麻贵，也正处于进退两难之际。
他的东路军于九月底到达蔚山，却无事可干。因为自从上次吃了亏后，加藤清正每天都呆在蔚山，一动都不动，打死也不出头。麻贵攻，他就守，麻贵不攻，他还是守。总而言之，不打，只拖。
就这么拖到十月份，泗川战败的消息传来，无论是麻贵，还是加藤清正，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解脱了。
在麻贵的统一调配下，东西两路军分别撤退，返回出发地，九月攻势宣告结束。
在这次进攻中，明军立功心切，日军保命要紧，拼了半个多月，战局却无丝毫改变，大家都白忙活了。
最郁闷的人是麻贵，他尽心竭力策划的进攻方案，却无任何效果，实在是比较窝囊。但更让他绝望的是，经过此役，他已经确定，凭借目前明军的实力，是不可能打破战场僵局的，绞尽脑汁也无济于事。
麻贵并不知道，此时距离日军撤退，仅剩一个月时间。如无意外，十一月五日，日军将带着抢掠的无数战利品从容退回国内。而那时，明军只能望洋兴叹，目送日军安然撤退。
但一个人的到来，终究还是改变了这一切。
这个人的名字叫陈璘，字朝爵，广东翁源人。
说起来，这位兄弟也算是老油条了，嘉靖末年就当上了指挥佥事，此后又东征西讨，几十年下来，到万历年间，终于当上了总兵。
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利，破格提拔从来无分，领导赏识一直无缘。游击、参将、副将、副总兵一级级地升，做官做得那真叫艰苦。据说是因为他是广东人，且只会讲粤语，官话（即当时的普通话）讲不好，也听不懂，总不招人待见，所以进步很慢。
而且这人还有个缺点——贪，且不是一般的贪。方式是多种多样，层出不穷：派他去管兵，就放纵手下抢掠民财；派他去镇守地方，就大兴土木，贪污工程款；派去打仗，竟然又克扣军饷。在贪污这行当里，可谓相当之牛。
可就是这么个人物，偏偏极会打仗，而且什么仗都打过。开头在山区打土匪地痞，后来到地方，又管过治安，抓过强盗小偷，还曾跟着一代名将（兼贪污犯）殷正茂混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剿灭了许多叛乱军。
算起来，不听招呼的各类人等，只要在陆地上，他都灭过了。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连海上的品种，他也没有放过，海贼、海盗、乃至于倭寇，都在他的消灭范围之内。
可是这位水陆两用人才，实在是毛病太多，谁沾上谁倒霉，所以一直以来，既没人用，也没人举荐（朝士惜其才，不敢荐）。
和平年代，大家不想惹事，这种人就不能用，但战争一来，自然就变成不能不用了。万历二十年（1592），陈璘出山，前往朝鲜。
按照朝廷的原意，把这个爱惹麻烦的家伙放出来，自然是要他卖命打仗，可不知为什么，这位兄弟去了一年，竟然什么也没干，官却升得极快，刚去的时候只是个参将，很快就升为副将，万历二十一年，他已经当上了副总兵。
一仗没打就混到这个地步，几乎所有人都莫名其妙。
当然，陈璘除外，战争结束后，他怀揣着升官的秘密，高高兴兴地收拾行李去了福建，并就任总兵，凭借他多年累积的捞钱经验，发财致富指日可待。
但纸包不住火，三年后，中日和谈失败，沈惟敬的忽悠被识破，石星被判下狱，而另一个秘密也就此曝光。
原来陈璘兄并非只进不出，他除了能贪外，还很能送，石星收了他的钱，自然要帮他办事，陈璘同志这才得以一路春风，扶摇直上。
可是现在石星倒了，官自然是没法当了，去监狱找他退钱估计也不成，亏了本的陈璘只好再次回了老家。
但人只要有本事，就不怕没活干，万历二十五年（1597），中日再次开战，朝鲜水军全军覆没，李舜臣还在军营里扛木头，要夺回制海权，只能靠明朝水军了。
于是陈璘再次找到了工作，虽然兵部尚书邢玠极端厌恶这个老官僚，可他没有第二个选择。
万历二十六年（1598）六月，陈璘率五千广东水军到达朝鲜，与他一同到来的，还有邓子龙。
邓子龙，丰城人，时任钦差备倭副总兵，都督佥事。
要论年头，他的资格比陈璘还要老，嘉靖中期，他就已经从军打仗了，多年来，奔波于广东、云南、缅甸、福建，东征西讨，战斗经验丰富，而论人品，那就更不用说了，几十年兢兢业业，从小兵干起，不走后门，不搞关系，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
正因为他过于老实，没有后台，到六十多岁，才混到副总兵，且平时沉默寡言，即使受了委屈，也不与人争辩。万历二十年（1592），他奉命出征，本来打了胜仗，却背了黑锅，被言官参劾免职，他没有辩解，只是默默地回了家。
但当万历二十五年（1597），他接到朝廷调令时，依然毫不犹豫地动身出发，尽管此时他已年逾七十，尽管他的职务只是副总兵，尽管他即将听从一个年纪比他小，品行比他差的人（陈璘是总兵）的指挥。
就这样，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他们的出现，将彻底改变无数日军的命运。
安置邓子龙后，故地重游的陈璘见到了他的另一个下属——李舜臣。
此时的李舜臣刚刚得到解脱，元均战死后，他奉命重新组建朝鲜水军，虽然朝中还有很多人看他不顺眼，但眼下局势危急，这个烂摊子也只能指望他了。
李舜臣之所以不招人待见，和他本人的性格有关，此人虽才具甚高，为人处世却不行，不善与人相处，碰谁得罪谁，作为下属，是十分难搞的。
但陈璘干净利落地搞定了他，虽然他在国内一口粤语，官话讲得鬼都听不懂，但到了国外，也就无所谓了，反正无论官话、粤语，人家都分不出来，一概不懂。而陈璘也充分发挥了他搞关系的特长，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与李舜臣进行了良好的沟通。
这种方式就是写诗。
一到朝鲜，陈璘就写了这样一首诗给李舜臣：
不有将军在，谁扶国势危？
逆胡驱襄日，妖氛倦今时。
大节千人仰，高名万国知，
圣皇求如切，超去岂容辞！
就文学水平而言，这首诗大致可以划入打油体或是薛蟠体，还不是一般的差劲，但如果细细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政治水平十分高超。
前四句是捧人，作为李舜臣的上级，对下属如此称赞，也真算是下了血本。
第五六句继承风范，大肆夸奖李舜臣同志众望所归，威名远扬，但这只是铺垫，核心部分在最后两句，所谓圣皇求如切，隐含的意思就是劝人跳槽，建议李舜臣别在朝鲜干了，到明朝去另谋高就。
纵观全诗，捧人是为了挖墙角，挖墙角也就是捧人，浑然天成，前后呼应，足可作为关系学的指定教材，写入教科书。
李舜臣被感动了，于是他连夜写了几首和诗回复陈璘，表达自己的感慨。并同时表示，愿意听从陈璘的指挥，齐心协力，驱逐倭奴。
我一直认为，像陈璘这样的人，无论明朝兴衰与否，他都是饿不死的。
在成功实现团结后，经过麻贵鼓动，陈璘率军参加了顺天战役，然而由于战局不利，麻贵率陆军先行撤退，水军失去支援，只得铩羽而归。
对麻贵的行径，陈璘十分愤怒，然而没过多久，麻贵再次找到了他，并交给他另一个任务。 麻贵告诉陈璘：我军作战计划已定，自即日起，你所属之明军，应全部开赴海上。
陈璘问：所往何事？
麻贵答：无定事，来回巡视即可。
陈璘再问：那你准备干什么
麻贵回答：我哪里也不去，驻守原地。
看着一头雾水，满腔怒火的陈璘，麻贵终于说出了迷题的答案。
三路攻击失败之后，麻贵已经确定，强攻是不可行的。即使攻下，明军的损失也会极其惨重，而事情到了这步田地，谈判也是不可信的。进退两难之际，他想到了陈璘，想到了一个不战而胜的方法。
麻贵下令，所有明军立即停火，中路军董一元、西路军刘綎派出使者，与对峙日军协商停战。总而言之，大家都不要动了。
唯一活动的人，是陈璘。而他的任务，是率舰队沿朝鲜海岸巡航，并击沉所有敢于靠近海岸的日本船队。
这一军事部署，在今天的军事教科书里，叫做囚笼战术；在街头大婶的口中，叫关门打狗。
经过无数次试探与挫折，麻贵终于找到了日军的最大弱点——粮食。
无论日军多敢玩命，毕竟都是人，是人就要吃饭，而这些后勤补给必须由日本国内海运而来，所以只要封锁海岸线，打击日本船队，敌军必定不战而溃。
事实证明，麻贵的判断是正确的。自十月中旬起，陈璘开始改行，干起了海盗。率军多次扫荡，见船就抢，抢完就烧，把朝鲜沿海搞成了无人区。他干得相当彻底，以至于某些朝鲜船队由此经过，也被抢了。
无奈之下，日军只得派藤堂高虎率水军迎战。但陈璘同志实在是多才多艺，不但能抢，也能打，几次交锋下来，藤堂高虎落荒而逃，再也不敢出来逞能（见璘舟师，惧不敢往来海中）。
躲不过也抢不过，日军叫苦不迭，特别是小西行长，因为三路日军中，他的处境最惨，加藤清正占据蔚山，岛津义弘驻扎泗川，这两个地方离海很近，只要躲过陈璘，靠岸把粮食卸下来就能跑。
可是小西行长所处的顺天，不但离海远，而且水路复杂，千回百转，进去了就出不来，陈璘最喜欢在这里劫道，许多日本船打死都不愿去。
半个月下来，日军饿得半死不活，小西行长没辙了，竟然主动派人找到陈璘，希望他能让条道出来，而作为代价，他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交换条件——一千两百个人头。
这意思是，如果你放条生路给我走，我就留一千两百人给你，请功也好，杀头也罢，你自己看着办。
话说到这个地步，也是真没办法了。当然，陈璘并没有答应，因为他要的，绝不仅仅是一千两百人。
日军就此陷入绝境，但小西行长并不慌张，因为那个约定的日期，已经近在眼前。
十一月五日，只要等到那天，一切都将结束。
在期盼和忐忑之中，这一天终究还是到来了。
依照之前的约定，日军加藤清正、岛津义弘、小西行长三部开始有条不紊地收拾战利品，准备撤退。而对峙的明军，却依然毫无动静，仍旧被蒙在鼓里。
如无意外，日军将携带其掠成果，背负着杀戮的血债，安然撤回日本。
然而意外发生了。
就在此前不久，日本五大老（丰臣秀吉五位托孤大臣）向明军派出使者，表示如果朝鲜派出王子作为人质，并每年交纳贡米、虎皮、人参，日方出于怜悯，将会考虑撤军。
今时今日，还敢如此狂妄，似乎有点不近情理，但事实上，这是日军的一个策略。为了掩护即将到来的撤退，必须麻痹敌军。
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这个所谓的计策，却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
因为麻贵同志虽然姓麻，却很难被麻痹。毕竟在明朝政府混了几十年，什么阴谋诡计都见过了，日本人在这方面，还处于小学生水平。
所以麻贵立即判定了日军的真实意图——逃跑。
此时是十一月七日，麻贵命令，全军动员，密切注意日军动向，随时准备出击。
十一月八日，驻扎在古今岛的陈璘接到密报，确认丰臣秀吉已经死亡，日军即将撤退。他随即下令，水军戒备，准备作战。
明军知道，日军不知道明军知道。在千钧一发的局势中，战场迎来了最后的宁静。
无论如何，双方都已确定，生死成败，只在顷刻之间。
十天之后，最后摊牌。
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十八日，加藤清正突然自蔚山撤退。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明军并未阻拦。 随后，驻扎泗川的岛津义弘也率第五军撤退，明军仍然未动。
五大老一片欢腾，在他们看来，撤军行动十分成功，明军毫不知情。
然而接下来，一个消息打断了他们的欢呼——小西行长被拦住了。
作为脑筋最灵活的日军将领，小西行长的反应极快，获准撤退后，他立即带兵，日夜兼程赶赴海边，却看到了等待已久的明军水师。
但小西行长并不惊慌，因为这一切早在他预料之中。
顺天离海较远，不利逃跑，而沿海地区水路复杂，易于封锁，如果明军不来，那才是怪事。
为了实现胜利大逃亡，他已想出了对策，并付诸实施，而到目前为止，事情进行得十分顺利，顺利脱身指日可待。
但事实上，五大老错了，小西行长也错了。
明军放任加藤清正和岛津义弘逃走，并非疏忽，而是一个圈套的开始。
在之前的十天里，麻贵对局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他清醒地意识到，日军有意撤退，但凭借明军目前的兵力，是很难全歼敌军的，恰恰相反，对方已有了充足的撤军准备，如果逼狗跳墙，后果将很难预料。
唯一的方法，就是逐个击破。
但日军是同时撤退的，明军兵力有限，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十一月四日，他终于找到了那个方法。
就在这一天，陈璘出海巡视，突然发现自顺天方向驶出一条日军小船，行踪隐蔽，速度极快。
要换在以往，陈璘会立即下令向此船开炮。
但这一次，他犹豫了，因为几十年战场经验告诉他，不能攻击这条船。
考虑片刻后，他派出了舰只跟踪此船，几个时辰之后，消息传回，他的估计得到了印证——这条船的目的地，是泗川。
他立即将此时通报麻贵，双方的判断达成了惊人的一致：几天之内，日军将全军撤退，而那条小船，是小西行长派出的，其唯一目的，是向岛津义弘求援。
这正是小西行长的对策，他知道，一旦撤退开始，靠海的加藤清正和岛津义弘必定能顺利溜号，而他地形不利，很可能被堵住，到时只能找人帮忙。
加藤清正是老对头，不帮着明军打自己，就算不错了，是绝靠不住的。
只能指望岛津义弘了，他相信，关键时刻，这位二杆子是会拉兄弟一把的。
于是他派出小船通报此事，而结果也让他很满意，小船安全返回，并带来了岛津义弘的承诺。
后顾之忧解除，他终于放心了。然而就在此时，麻贵和陈璘已经制定出了最终的作战计划：
中路董一元、西路刘綎密切监视日军加藤清正及岛津义弘部，发现其撤军，立即上报，但不得擅自追击。
水军方面，陈璘部停止巡航，并撤去蔚山、泗川一带海域之水师，全军集结向顺天海域前进，堵住小西行长撤退的海道。
放走加藤清正和岛津义弘，因为他们并不重要，只有小西行长，才是这场战争的胜负关键。
这是一个最佳的诱饵，在其诱惑之下，日军将逐个赶来，成为明军的完美猎物。
撤退、放行、堵截，一切按计划如期进行，双方都很满意，但胜利者终究只有一个，决定胜负的最后时刻已经到来。
十一月十八日，夜
小西行长没有看错人，岛津义弘不愧二杆子之名，虽然他已成功撤退到安全地带，但听说小西行长被围后，却依然信守承诺，率第五军一万余人赶来救援。
但除了小西行长外，还有一个人也热切地期盼着他的到来——陈璘。
四天前，他召集全军，连夜赶到了顺天海域，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从泗川到顺天，必须经过一条狭长的海道，而这片海域的名字，叫做露梁海。
在露梁海的前方，只有两条水路，一条通往观音浦，另一条经猫岛，通往顺天。
他随即做出了如下部署：
副总兵邓子龙，率三千人，埋伏于露梁海北侧。
水军统制使李舜臣，率五千人，埋伏于露梁海南侧的观音浦。
而他自己则率领余下主力，隐蔽于附近海域。
当岛津义弘部队出现时，全军不得擅自行动，等待其部完全进入露梁海后，方可发动攻击。
攻击发起时，邓子龙部应以最快之速度，截断敌军后退之路，李舜臣部则由观音浦出动，袭击敌军之侧面，打乱敌军之阵型。
以上两军完成攻击后，须坚守阵地，不惜任何代价，将岛津义弘部堵死于露梁海中，等待陈璘主力到来。
而那时，明军将发动最后的攻击，将侵略者彻底埋葬。 一切就绪，李舜臣却发问了：邓子龙堵截后路，我守观音浦，猫岛何人驻守？
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如岛津义弘熬过伏击，坚持向猫岛挺进，就能到达顺天，与小西行长成功会师，局势将一发不可收拾。
然而陈璘告诉他，猫岛根本无须派兵驻守。
“岛津义弘是不会走这条路的，我肯定。”
在不安与等待中，十八日的夜晚到来。
此时的岛津义弘站在旗舰上，信心十足地向着目的地挺进。之前的泗川之战，虽然他只是侥幸捡个便宜，但毕竟是胜了，又被人捧为名将，就真把自己当回事了。之所以跑来救小西行长，倒不是他俩关系多好，无非是二杆子精神大爆发，别人不干，他偏干。
此外，他已认定，明军围困小西行长，必然放松外围的戒备，更想不到日军去而复返，此时进攻，必能一举击溃明军。
在这个世界上，笨人的第一特征，就是自认为聪明。
事实印证了岛津义弘的猜想，明军以往严加防范的露梁海峡，竟然毫无动静，由一万五千余人组成的日军舰队，就此大摇大摆地开了进去。
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没能领到回航的船票。
日军的舰队规模很大，共有六百多条船，队列很长，当后军仍在陆续前进之时，前军的岛津义弘已依稀看到了前方的猫岛。
但他永远不可能到达那里了，因为当最后一条船进入露梁海口的时候，等待已久的邓子龙发动了攻击。
邓子龙手下的这三千兵，大多是浙江人，跟随他从浙江前来此地，虽然名不见经传，却绝非寻常。在五十多年前，这支队伍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俞家军。
在当年那场艰苦卓绝的抗倭之战中，两位大明名将分别创建了专属于自己的军队：戚家军，以及俞家军。
俞大猷熟悉海战，是唯一堪与徐海对敌的明朝海军将领。而他所创建的俞家军，大都从渔民中选取，熟悉水性和流向，善于驾船，并经过严格训练，多次与倭寇海盗交战，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堪称明朝最精锐的水军。
经过五十年的淬炼与更替，他们来到了朝鲜，露梁海。
接到进攻命令后，邓子龙部从埋伏处突然驶出，将日军归路堵死，并以十只战船为一组，向日军舰队发起多点突袭。
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由于日军队列过长，而且毫无防备，转瞬之间，后部上百条战船已被切成几段，虽然日军人数占优，却陷入明军分割包围，动弹不得。
包围圈内的日军一片慌乱，他们纷纷拿起武器，准备和跳上船的明军肉搏，然而明军战舰却丝毫不动，保持着诡异的平静。
日军的疑问没有持续太久，便听到了答案——可怕的轰鸣声。
明军的第二波攻击开始，不用跳帮，不用肉搏，因为在邓子龙的战舰上，装备着一种武器——虎蹲炮。这是一种大型火炮，射程可达半里，虽然威力一般，炮弹飞个几百米就得掉水里，但近距离内打日军的铁皮木头船，还是绰绰有余。
就这样，在炮轰、哀嚎、和惨叫声中，日舰队后军损失惨重，基本丧失了作战能力。
当炮声响起的时候，前军的岛津义弘立即意识到，中埋伏了。
但很快，他就显示出了惊人的镇定与沉着，并做出了正确的判断——继续前进。
后军已经深陷重围，敌军兵力不清，所以目前唯一的方法，就是攻击向前，与顺天的小西行长会师。只有这样，才有反败为胜的可能。
在岛津义弘的指挥下，日军舰队抛弃了后军，不顾一切地向前挺进。
然而，他们没能走多远。
当岛津义弘军刚刚冲出露梁海时，便遭受了第二次致命的打击——李舜臣出现了。
被冷落三年后，李舜臣终于再次成为了水军统领，当他于三个月前上任时，迎接他的，却只有两千多老弱残兵和一些破烂的船只，因为他的前任元均在战死的同时，还带走了许多水军舰船作为陪葬。
此时，明朝水军尚未到来，日军主帅藤堂高虎率领舰队横扫朝鲜海峡，无人可挡，而李舜臣，什么都没有。
九月十五日，藤堂高虎率四百余条战舰，闯入鸣梁海峡。
李舜臣得知消息后，即刻率少量龟船出战，确切地说，是十二条。这已经是他的全部家当。
四百对十二，于是几乎所有人都认定，虽然李舜臣是少有的水军天才，此战也必败无疑，除非奇迹发生。
但事实告诉我们，奇迹，正是由天才创造的。
战役结局证明，藤堂高虎的水军技术，也就能对付元均这类的废物，经过激战，李舜臣轻松获胜，并击沉四十余艘敌舰，歼灭日水军三千余人，日军将领波多信时被击毙，藤堂高虎身负重伤，差点被生擒，日军大败，史称鸣梁海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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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假条：
因为年底忙，所以明天请假。
下周一恢复更新，希望大家理解。
谢谢
当年明月
2008年2月2日 对李舜臣而言，这不过光荣的开始，而露梁海，将是传奇的结束。
当日军舰队出现在视野之中时，他毫不犹豫地下达了攻击令。
此时，岛津义弘的心中正充满期待，他已经看见了前方的猫岛，如此靠近，如此清晰，只要跨过此地，胜利仍将属于自己。
然后，他就听见了炮声，从他的侧面。
在战场上，军队的侧翼是极其脆弱的。一旦被敌方袭击，很容易被拦腰截断，失去战斗能力，其作用类似于打群架时被人脑后拍砖，是非常要命的一招。
很明显，龟船比砖头厉害得多。在李舜臣的统一指挥下，这些铁甲乌龟直插日军舰群，几乎不讲任何战术，肆无忌惮地乱打乱撞。在这突然的打击下，日军指挥系统被彻底搅乱，混作一团，落海丧生者不计其数。
然而，就在这最为混乱的时刻，岛津义弘却并没有慌乱。
作为一位优秀的指挥官，他保持了清醒的意识，在攻击发起的那一刻，他已然确定，敌人来自侧翼。
而他的前方，仍然是一片坦途，很明显，明军并未在此设防。
那就继续前进吧，只要到达顺天，一切都将结束。
按照之前的计划，当邓子龙的第一声炮声响起时，陈璘启航出击。
出于隐蔽的需要，陈璘的军队驻扎在竹岛，这里离露梁海较远，需要行驶一段，才能到达会战地点。
而在此之前，岛津义弘将有足够的时间通过空虚的猫岛海域，成功登陆顺天。
然而陈璘并不着急，因为他知道，那看似无人防守的猫岛，是岛津义弘绝对无法逾越的。
拼死前行的日军舰队终于进入了猫岛海域，然而就在此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在一片宁静之中，位列前列的三艘战舰突然发出巨响！船只受创起火，两艘被重伤，一艘沉没。
没有敌船，没有炮火，似乎也不是自爆，看着空无一人的水域，岛津义弘第一次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怀疑——有鬼不成？！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在那片看似平静的海面下，一种可怕的武器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它的名字，叫做水雷。
明代水雷，是以木箱为外壳，中间放置火药，根据海水浮力，填充重量不等的重物，以固定其位置，并保持漂浮于海面之下，以便隐蔽及定位。
当然了，关于这东西，我也就了解这么多。相关细节，如引爆及防水问题本人一概不知，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这玩意确实能响，能用。
陈璘的自信，正是来源于此。
岛津义弘却依然是满脑浆糊，他的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极为危险的地方，如果继续前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于是他下令，停止前进。
前行已无可能，绝望的日军只得掉头，向身后那个可怕的敌人发起最后的冲锋。
敌人的回归让李舜臣十分兴奋，他知道，最后的决战即将开始。
在乱军之中，李舜臣亲自擂鼓，率旗舰冲向日军舰群，这一刻，他已盼望了已久。
此时日军虽受重创，但主力尚存，李舜臣竟然孤军冲入敌阵，应该说，他很勇敢。但勇敢的另一个解释，就是愚蠢。
估计是打藤堂高虎之类的废物上了瘾，李舜臣压根就没把日军放在眼里，一路冲进了日军中军。然而岛津义弘用实际行动证明，作为日本二杆子的优秀代表，他并不白给。
很快，身经百战的岛津水军便理清了头绪，组织五十余条战船，将李舜臣的旗舰围得严严实实，不断用火枪弓箭射击，虽然龟船十分坚固，也实在扛不住这么个打法，船身多处起火，形势不妙。
眼看李舜臣就要落海喂鱼，陈璘赶到了。
我确信，这两个人之间的交情是很铁的，因为发现李舜臣被围之后，陈璘不等部队列阵，便义无反顾地冲了进去，而此时他的身边，仅有四条战舰。
于是，他也被围住了。
此时，已是十九日清晨。
无论岛津义弘、陈璘、或是李舜臣，都没有料到，战局竟会如此复杂：明朝联军围住了日军，日军却又围住了明朝两军主帅，仗打到这个份上，已经成了一团乱麻。
而第一个理出头绪的人，是岛津义弘。
在他的统一调配下，日军开始集中兵力，围攻陈璘和李舜臣的旗舰。
陈璘的处境比李舜臣还要惨，因为他的旗舰不是龟船，也没有铁刺铁钩，几名敢玩命的日军趁人不备，拼死跳了上来，抽刀直奔陈璘而去。
事发突然，船上的所有人目瞪口呆，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关键时刻，陈璘的儿子陈九经出场了。 这位仁兄很是生猛，拼死扑了上去，用自己的身体挡刀，被砍得鲜血淋漓，巍然不动（血淋漓，犹不动）。
明军护卫这才反应过来，一拥而上，把那几名日军乱刀砍死。
惊出一头冷汗的陈璘没有丝毫喜悦，他很清楚，日军包围圈越来越小，跳上来的人会越来越多，援兵到来之前，如果不玩一招狠的，下个被砍死的，必定是自己。
沉吟片刻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很快，奇特的景象出现了，逐渐靠拢的日军惊奇地发现，陈璘的旗舰上竟然看不到任何士兵！船上空空荡荡，无人活动，十分之安静。
这是十分诡异的一幕，但在头脑简单的日军士兵看来，答案十分简单：陈璘船上的人，已经全部阵亡。
于是他们毫无顾忌，纷纷跳了上去。
然而他们终究看到了明军，在即将着陆的时候。
其实明军一直都在，只不过他们趴在了甲板上。
为了给日军一个深刻的印象和教训，陈璘命令：所有明军一律伏身，并用盾牌盖住自己（挨牌而伏），手持长枪，仰视上方，当看见从天而降的人时，立即对准目标——出枪。
伴随着凄厉惨叫声，无数士兵被扎成了人串，这一血腥的场景彻底吓住了日军，无人再敢靠近。
趁此机会，圈外的部分明军战舰冲了进来，与陈璘会师，企图攻破包围圈，但日军十分顽固，死战不退，双方陷入僵持状态。
然而，就在这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刻，陈璘的船上突然响起了鸣金声。
在日军思维中，鸣金，就是不准备打了，可如今大家都在海上，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收兵回营这一说，您现在鸣金，算怎么回事？
而明军战船在收到这一信号后，却极为一致地停止了攻击，日军不明就里，加上之前吃过大亏，也不敢动，平静又一次降临了战场。
这正是陈璘所期盼的，因为这一次，他并没有故弄玄虚，之所以鸣金，只因为他需要时间，去准备另一样秘密武器。
他得到了足够的时间。
随即，日军看到了另一幕奇景，无数后部带火的竹筒自明军舰上呼啸而出，重重地击打在自己的船上，所到之处爆炸起火，浓烟四起，日军舰队陷入一片火海。
这种武器的名字，叫做火龙出水。
虽然许多年后，面对拿火枪的英军，手持长矛，目光呆滞的清军几乎毫无抵抗之力，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几百年前的明军，却有着先进的思维、创意，以及登峰造极的火器。
火龙出水，就是明代军事工业最为优秀的杰作。
该武器由竹筒或木筒制成，中间填充火药弹丸，后部装有火药引信，射程可达两百步，专门攻击对方舰船，是明军水战的专用武器。点燃后尾部带火，在水上滑翔，故称为火龙出水。这也是人类军事史上最早的舰对舰导弹雏形。
什么新玩意都好，反正日军是经不起折腾了，陈璘和李舜臣趁机突围，开始组织追击。
至此，战场的主动权已完全操控在陈璘手中，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出乎他的意料。
在猫岛设下水雷，在观音浦安置伏兵，正如陈璘计划的那样，日军的所有去路被一一切断，与顺天敌人会师的梦想也彻底破灭，然而他依然疏漏了一点：失败后的敌人，将只有一个选择——撤退。
而撤退的唯一通道，是露梁海。
此时防守露梁海的，是邓子龙，他的手下，只有三千人。
岛津义弘已无任何幻想，他明白自己落入了圈套，此刻唯一的奢望，就是逃离此处。
在这最后的时刻，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穷寇莫追这个成语。遭受重创的日军舰队再次聚拢，不顾一切地向堵截他们去路的邓子龙水师发动了近乎疯狂的进攻。
明军毕竟人少，在日军的拼死攻击下，防线渐渐不支，行将崩溃。
关键时刻，邓子龙出现了。
他虽然年过七十，却依然挺身而出，率领自己的旗舰，不顾一切地冲入日军船阵，因为这是唯一能够阻拦日军、争取时间的方法。
邓子龙的战舰成功地吸引了日军的注意，在数十艘日舰的围攻下，邓子龙的船只很快起火燃烧，部下随即请示，希望邓子龙放弃此船，转乘小艇，暂避他处。
然而邓子龙回答：
“此船即我所守之土，誓死不退！”
然后，他整装正容，在那艘燃烧的战舰上，坚持到人生的最后一刻。
坚守自己的岗位，无论何时、何地。在他看来，这是他应尽的职责。
从军四十余年，一贯如此。
终结的决断
邓子龙战死了，他用自己的生命挡住了日军的退路。
在岛津义弘看来，失去将领的明军很快就会被击溃，并乖乖地让开道路。
但是他错了。
此时的明军已不再需要指挥，当他们亲眼目睹那悲壮的一幕，怒火被彻底引燃之时，勇气和愤怒已经成为了最为伟大的统帅。
在复仇火焰的驱使下，邓子龙的浙兵发动了潮水般的逆袭，日军节节败退，被赶回了露梁海内。
在那里，他们又遇见了分别不久的老朋友：陈璘和李舜臣。
这下热闹了，陈璘军、李舜臣军，再加上退进来的岛津军和追击的邓子龙军，露梁海里布满战舰，可谓是人满为患。
岛津义弘军的末日终于来临，等候已久的陈璘和李舜臣对日舰发动了最后进攻，数百门舰炮猛烈轰鸣，无数日军不是被炮弹当场炸死，就是跳海当饲料。在刺鼻的硫磺和血腥味中，伴随着燃烧的烈焰，蓝色的露梁海一片赤红。
这就是曾经横行海上，骁勇善战的岛津水军的最后一幕，也是古往今来侵略者的必然结局。
绝望的日军开始了最后的反扑，但已于事无补，在大炮的轰鸣声中，他们都将前往同一个世界。
然而就在最终胜利的时刻即将到来的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
在战斗中，李舜臣又一次身先士卒，考虑到之前他只有十二条破船就敢打日军四百条战舰，而今正值痛打落水狗，不表现一把实在说不过去。
但就在他奋勇冲击的时候，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他的胸膛。
这是一件极为匪夷所思的事情，此时明朝联军占尽先机，日军已是强弩之末，一盘散沙，打一枪就得换个地方，基本属于任人宰割型，行将崩溃。
敌军已被包围，兵力武器占优，士气十分振奋，残敌不堪一击，这就是当时的战况，且李舜臣乘坐龟船，四周都有铁甲包裹，射击空隙有限，说难听点，就算站出去让人打，都未必能被击中。
然而李舜臣还是中弹了.
在这世上，有些事情是说不准的，比如二战时的苏军大将瓦杜丁，自出道以来身经百战，什么恶仗、硬仗、找死仗都打过。斯大林格勒挺过来了，库尔斯克打赢了，追得德军名将曼斯坦因到处跑，如此猛人，竟然在战役结束，到地方检查工作的时候，遇上了一帮土匪，腿上挨了一冷枪。按说伤也不重，偏偏就没抢救过来，就这么死了。
李舜臣的情况大致如此。
啥也别说了，总之一句话，这就是命。
身负重伤的李舜臣明白，他的使命即将结束，但这场战役并未终结。
于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身边的部将李莞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我就要死了，但现在战况紧急，不要透露我的死讯，请你接替我的位置，以我的名义，继续战斗下去。”
这也是他的最后遗言。
在战场上，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胜负，因为只有胜利者的故事，才能流传下来。
所以李舜臣依然是幸运的，他虽没能看到胜利的来临，但他的一切都将作为胜利者的传奇传扬万世，正如他所写过的那首诗句：
全节终须报，成功岂可知？
平生心已定，此外有何辞！
节已报，心已定，便已成功，再有何辞？
伴随着李舜臣的逝去，日军迎来了自己的最后命运，在明朝联军的全力猛攻下，战斗变成了屠杀，日方四百余艘战舰被击沉，一万余人阵亡，日军惨败。
但要说日军毫无亮点，那也是不客观的。要特别提出表扬的，就是岛津义弘同志，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逃跑本领可谓举世无双，在抛下无数垫背、送死的同胞后，他终于逃了出去，虽然此时他的身边，只剩下了几十余条破船和几百名士兵。
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十九日中午，历时一天半的露梁海大战正式结束，日军精锐第五军全军覆没，史称露梁海大捷。
露梁海大捷后，翘首期盼的小西行长部终于彻底崩溃，纷纷化整为零，四散奔逃，小西行长不落人后，率残部趁明军不备，乘船偷渡出海，经过千辛万苦逃回日本，余部大部被歼。
至此，抗倭援朝战争正式结束，此战历时七年，最终，以中国军队的彻底胜利，以及日本军队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七年前，那杯由邪恶与野心酿成的苦酒，最终浇到丰臣秀吉的坟头上。
活该，死了也该。
正义终究战胜了邪恶，无论此时，或是三百四十年后，历史都用事实告诉了我们相同的道理：
无论何时何地，总会有那么几个不安分的侵略者，他们或许残暴，或许强大，或许看似不可战胜，但终将被埋葬。战争结束了，胜利也好，失败也罢，参战的主角们都有了各自的结局。
两年后（1600），超级“忍者”德川家康终于发作，集结兵力，准备欺负丰臣秀吉的孤儿寡妇，死硬派小西行长当即联同石田三成等人，组成西军，出兵迎战。
但滑稽的是，出于对小西行长、石田三成的极度憎恨，作为丰臣秀吉的铁杆亲信，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等人当机立断，放下与德川家康之间的敌我矛盾，毅然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内部矛盾中去，加入东军，跟小西行长玩命。
而最搞笑的，莫过于岛津义弘，此人和丰臣秀吉关系本就不好，开战之初是德川家康的人，并奉命去帮助守城。结果城里的人未接通报，以为他是敌人派来忽悠的，不但没有开门，还对他放了几枪。
换了别人，无非是回去找德川家康告一状，之后该干嘛还干嘛，可这位就不同了，二杆子精神再起，操着家伙连夜投小西行长去也。
经过你来我往数个回合，这一大帮子人终于在日本关原碰上了，展开死磕，经过一天战斗，西军败退，小西行长战败后逃走，后又被擒获斩首，岛津义弘还是一如既往地跑了路，后来托人求情捡了一条命。
丰臣秀吉创立的事业就此完结。
但历史的惩罚并未结束，十五年后（1615），战火再起，在大阪夏季战役中，德川家康攻克了丰臣家的最后据点大阪城，丰臣秀吉的老婆孩子都死在城里，丰臣家族灭亡，断子绝孙。
我不是报应论者，但这一次，我信。
此后，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并建立了著名的德川幕府，他着力与明朝恢复友好关系，发展经济，颇有建树。
朝鲜失去了李舜臣，却迎来了和平，回复了平静的生活，为纪念那些为了朝鲜人民的安宁和自由而牺牲的明军将士，朝鲜政府修建了大报坛，每年祭祀，以表示对明朝仗义相助的感激，并提醒后辈不忘报恩。
现在，大报坛已经消失了，为什么消失，我不知道。
明朝的大军得胜归来，万历并没有亏待他们，将领之中，麻贵升任右都督，陈璘和刘綎也升了官。
当兵的也没白干，为表彰群众，据说万历从国库里拨出了八万两白银，作为对士兵的封赏，当然，具体到每个人的头上，一层扒一层，外加还有陈璘这样的领导，能分到多少，那就不好说了。但无论如何，也算够意思了。
虽然在七年之中，曾有过无数的曲折，遇上许多的困难，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因为打赢了。
所谓正义、邪恶、侵略、暴行，大多时候都是毫无意义的胡扯，衡量战争的唯一且永远的准则，就是胜利，或失败。
用黑暗的暴力维护了光明的正义，这正是明朝创立的不朽功勋。
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大致如此，十分清楚，但有趣的是，几百年后，历史对于这场战争的评价，却十分之不清楚。
具体说来是这样的：日本的史料表示，这是一场延续了战国光荣以及名将光辉的战争，虽然未必光彩（这一点，他们是承认的）。
朝鲜（韩国）的史料则认为，这场战争之所以胜利，主要是因为李舜臣和朝鲜义军（无奈，政府军的表现实在太差），至于其他方面的因素，当然是有的，但似乎也是比较次要的。
而明朝方面……，基本没什么动静。
现象是奇怪的，但原因是简单的，因为在明朝看来，这场战争，压根就不是什么大事。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所谓的抗倭援朝战争，在史学界实在不算个啥，也没听说哪位专家靠研究这事出了名，即使在明代，它也只是万历三大征的一部分而已，史料也不算多，除了《万历三大征考》还算是马马虎虎外，许多细节只能从日本和朝鲜史料中找。
说起来，也只能怪我国地大物博，什么事都有，什么人都出，就规模而言，这场战争确实不值一提，打了七年，从头到尾，明军的总人数不过四万左右，直到最后一年，才勉强增兵至八万，且打两个月就收了场，架势并不算大。
而日本为了打这场仗，什么名将精兵之类的老本全都押上去了，十几万人拉到朝鲜，死光了再填，打到后来，国内农民不够，竟然四处抓朝鲜人回去种田，实在是顶不住了。
朝鲜更不用说，被打得束手无策，奄奄一息，差点被人给灭了，国王都准备外出避难，苦难深重，自然印象深刻。
相比而言，日本是拼了老命，朝鲜是差点没命，而明朝却全然没有玩命的架势，派几万人出国，军费粮食自己掏腰包，就把日本办挺了，事后连战争赔款都没要（估计日本也没钱给）。
什么叫强大？这就叫强大。
在进行这场战争的同时，明朝还调兵十余万，围剿四川方向的杨应龙叛乱，在万历同志看来，这位叫杨应龙的土财主（土司），比丰臣秀吉的威胁更大。
基于以上理由，在宣传方面，明朝也是相当落后。战争结束后，在日本，明明表现不咋样的加藤清正、岛津义弘都被捧上了天，所谓“虎加藤”、“鬼石曼子”一波接一波的吹，从没消停过。
朝鲜方面，货真价实的李舜臣自不必说，死后被封公爵，几百年下来，能加的荣誉都加了，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
至于明朝，对相关人员的处理，大致是这样的：
战后，刘綎、陈璘任职都督同知（从一品），算是升了半级。当然，也不是白升的，几个月后，这二位仁兄就被调去四川播州的穷山恶水，因为在那里，还有个杨应龙等着他们去收拾。
英勇献身的邓子龙也得到了封赏，他被追赐为都督佥事（从二品），并得到了一个世袭职位，给儿子找了个铁饭碗。
仅此而已。
但和李如松比起来，以上的几位就算不错了。这位仁兄智勇双全、能征善战，几乎以一己之力挽救了朝鲜战局，是朝鲜战争中最为杰出的军事天才。
可这位盖世英雄，死后不但没人捧，还差点被口水淹死第二遍。
说到底，都是言官惹的祸。
明代是一个开明的朝代，言官可以任意发言，批评皇帝，弹劾大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民主。
可是民主过了头，就有问题了，发展到万历年间，言官们已经是无所不骂，坏人要骂，好人也要骂，不干事的要骂，干事的也要骂，且职位越高，权力越大，骂得就越响。
而李成梁十分符合这个条件，这位兄弟镇守边界数十年，权大势大，是最好的目标，外加他亏空贪污之类的事情也没少干，下台之后自然不招人待见，弹章堆得和山一样高，说什么的都有。
李如松自然也未能幸免，加上他在朝鲜风光一时，功勋卓著，就成了连带打击对象。最恶心人的是御史丁应泰，不但攻击他本人，连他的战绩也要骂，说平壤战役是小胜，日军死伤极少，碧蹄馆之战是大败，明军死伤极多。
这还不算，他居然检举朝鲜与日本串通，说李如松也有通倭嫌疑。
要按照他的说法和算法，明军的士兵估计都是死后从坟里刨出来的（一共也就四、五万人），日军都是拿白鸽的和平使者（死伤不多，就是要逃）。李如松应该算是双面间谍，明明和日军勾结，偏偏还把日军赶跑了。
这人不但无耻，还很无聊，弹劾一封接着一封，闹到最后，连不爱搭理人的万历也忍不住了，直接给他下了个革职令让他滚蛋。
然而，从根本上讲，封赏过少，弹劾过多的责任者并不是丁应泰，更不是万历，因为按照明朝的惯例和规定，像抗倭援朝这种规模的战役，带几万人出去打一场，封赏就这么少，弹劾就这么多，大家都习惯了。
所以真正的原因虽然可笑，却很真实：
对明朝而言，这实在不是个太大的事。
既然不是什么大事，自然就没人管，自己不管别人当然也不管，加上那些无聊的言官泼脏水，修明史的清代史官照单全收，日本和朝鲜史料又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各说各话，于是，对这场战争的评价，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争议、误解、谜团。
然而无论大小，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这样一件事情：
四百多年前，有一群人为了摧垮贪欲和邪恶，远赴他乡，进行过一场伟大的战争，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较量里，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此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知道这一切，知道有这样一场战争，有这样一群人，曾为了捍卫自由与正义，英勇奋战，毫无畏惧。
为了那些无比的智慧，无畏的勇气，以及无私的牺牲。
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征倭总兵麻贵率军凯旋归来，明神宗在午门接见了他。
在搞完大大小小不厌其烦的程序仪式后，明神宗下旨，当众宣读大明诏书，通传天下，宣告抗倭援朝之役就此结束。
这是一封诏书，也是一个预言，因为在这份长篇大论之中，有这样一句话：
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
绝顶的官僚
在万历执政的前二十多年里，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他祖上留传下来的，也只能算是个烂摊子，而蒙古、宁夏、朝鲜、四川，不是叛乱就是入侵，中间连口气都不喘，军费激增，国库难支。
可是二十年了，国家也没出什么大乱子，所有的困难，他都安然度过。
因为前十年，他有张居正，后十年，他有申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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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假条:
各位网友:
大家好，实在是对不起。太忙，
明日暂停更新。周一恢复更新。
当年明月若评选明代三百年历史中最杰出的政治家，排行榜第一名非张居正莫属。在他当政的十年里，政治得以整顿，经济得到恢复，明代头号政治家的称谓实至名归。
但如果评选最杰出的官僚，结果就大不相同了，以张居正的实力，只能排第三。
因为这两个行业是有区别的。
从根本上讲，明代政治家和官僚是同一品种，大家都是在朝廷里混的，先装孙子再当爷爷，半斤对八两。但问题在于，明代政治家是理想主义者，混出来后就要干事，要实现当年的抱负。
而明代官僚是实用主义者，先保证自己的身份地位，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混。
所以说，明代政治家都是官僚，官僚却未必都是政治家。两个行业的技术含量和评定指标各不相同，政治家要能干，官僚要能混。
张居正政务干得好，且老奸巨滑，工于心计，一路做到首辅，混得也还不错。但他死节不保，死后被抄全家，差点被人刨出来示众，所以只能排第三。
明代三百年中，在这行里，真正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混到惊天地、泣鬼神的，当属张居正的老师，徐阶。
混迹朝廷四十多年，当过宰相培训班学员（庶吉士），骂过首辅（张璁），发配地方挂职（延平推官），好不容易回来，靠山又没了（夏言），十几年被人又踩又坑，无怨无悔，看准时机，一锤定音，搞定（严嵩）。
上台之后，打击有威胁的人（高拱），提拔有希望的人（张居正），连皇帝也要看他的脸色，事情都安排好了，才安然回家欢度晚年，活到了八十一岁，张居正死了他都没死，如此人精，排第一是众望所归。
而排第二的，就是张居正的亲信兼助手：申时行。
相信很多人并不认同这个结论，因为在明代众多人物中，申时行并不是个引人瞩目的角色，但事实上，在官僚这行里，他是一位身负绝学，超级能混的绝顶高手。
无人知晓，只因隐藏于黑暗之中。
在成为绝顶官僚之前，申时行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具体点讲，是身世不清，父母姓甚名谁，家族何地，史料上一点儿没有，据说连户口都缺，基本属于黑户。申时行是一个十分谨小慎微的人，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如今天我和谁说了话，讲了啥，他都要记下来，比如他留下的《召对录》，就是这一类型的著作。
此外，他也喜欢写文章，并有文集流传后世。
基于其钻牛角尖的精神，他的记载是研究明史的重要资料。然而奇怪的是，对于自己的身世，这位老兄却是只字不提。
这是一件比较奇怪的事，而我是一个好奇的人，于是，我查了这件事。
遗憾的是，虽然我读过很多史书，也翻了很多资料，依然没能找到史料确凿的说法。
确凿的定论没有，不确凿的传言倒有一个，而在我看来，这个传言可以解释以上的疑问。
据说（注意前提）嘉靖十四年时，有一位姓申的富商到苏州游玩，遇上了一位女子，两人一见钟情，便住在了一起。
过了一段时间，女方怀孕了，并把孩子生了下来，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申时行。
可是在当时，这个孩子不能随父亲姓申，因为申先生有老婆。
当然了，在那万恶的旧社会，这似乎也不是什么违法行为，以申先生的家产，娶几个老婆也养得起，然而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那位女子不是一般人，确切地说，是一个尼姑。
所以，在百般无奈之下，这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被送给了别人。
爹娘都没见过，就被别人领养，这么个身世，确实比较不幸。
但不幸中的万幸是，这个别人，倒也并非普通人，而是当时的苏州知府徐尚珍。他很喜欢这个孩子，并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徐时行。
虽然当时徐知府已离职，但在苏州干过知府，只要不是海瑞，一般都不会穷。
所以徐时行的童年非常幸福，从小就不缺钱花，丰衣足食，家教良好。而他本人悟性也很高、天资聪慧，二十多岁就考上了举人，人生对他而言，顺利得不见一丝波澜。
但惊涛骇浪终究还是来了。
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时行二十八岁，即将上京参加会试，开始他一生的传奇。
然而就在他动身前夜，徐尚珍找到了他，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其实，你不是我的儿子。
没等徐时行的嘴合上，他已把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和盘托出，包括他的生父和生母。
这是一个十分古怪的举动。
按照现在的经验，但凡考试之前，即使平日怒目相向，这时家长也得说几句好话，天大的事情考完再说，徐知府偏偏选择这个时候开口，实在让人费解。
然而我理解了。
就从现在开始吧，因为在你的前方，将有更多艰难的事情在等待着你，到那时，你唯一能依靠的人，只有你自己。
这是一个父亲，对即将走上人生道路的儿子的最后祝福。
徐时行沉默地上路了。我相信，他应该也是明白的，因为在那一年会试中，他是状元。
中了状元的徐时行回到了老家，真相已明，恩情犹在，所以他正式提出要求，希望能够归入徐家。
辛苦养育二十多年，而今状元及第，衣锦还乡，再认父母，收获的时候到了。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的父亲拒绝了这个请求，希望他回归本家，认祖归宗。
很明显，在这位父亲的心中，只有付出，没有收获。
无奈之下，徐时行只得怀着无比的歉疚与感动，回到了申家。
天上终于掉馅饼了，状元竟然都有白捡的。虽说此时他的生父已经去世，但申家的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地把他迎进了家门。
从此，他的名字叫做申时行。
曲折的身世，幸福的童年，从他的养父身上，申时行获取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经验，并由此奠定了他性格的主要特点：
做人，要厚道。
然后当厚道的申时行进入朝廷后，才发现原来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很不厚道。
在明代，只要进了翰林院，只要不犯什么严重的政治错误，几年之后，运气好的就能分配到中央各部熬资格，有才的入阁当大学士，没才的也能混个侍郎、郎中，就算点背，派到了地方，官也升得极快，十几年下来，做个地方大员也不难。
有鉴于此，每年的庶吉士都是各派政治势力极力拉拢的对象。申时行的同学里，但凡机灵点的，都已经找到了后台，为锦绣前程做好准备。
申时行是状元，找他的人自然络绎不绝，可这位老兄却是巍然不动，谁拉都不去，每天埋头读书，毫不顾及将来的仕途。同学们一致公认，申时行同志很老实，而从某个角度讲，所谓老实，就是傻。
然而事情的发展证明，老实人终究不吃亏。
要知道，那几年朝廷是不好混的，先是徐阶斗严嵩，过几年，高拱上来斗徐阶，然后张居正又出来斗高拱，总而言之是一塌糊涂。今天是七品言官，明天升五品郎中，后天没准就回家种田去了。
你方唱罢我登场，上台洗牌是家常便饭，世事无常，跟着谁都不靠谱，所以谁也不跟的申时行笑到了最后。当他的同学纷纷投身朝廷拼杀的时候，他却始终呆在翰林院，先当修撰，再当左庶子。中间除了读书写文件外，还主持过几次讲学（经筵），教过一个学生，叫做朱翊钧，又称万历。
俗语有云，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一晃十年过去，经过无数清洗，到万历元年，嘉靖四十一年的这拨人，冲在前面的，基本上都废了。
就在此时，一个人站到了申时行的面前，对他说，跟着我走。
这一次，申时行不再沉默，他同意了。
因为这个人是张居正。
申时行很老实，但不傻。这十年里，他一直在观察，观察最强大的势力，最稳当的后台，现在，他终于等到了。
此后他跟随张居正，一路高歌猛进，几年内就升到了副部级礼部侍郎，万历五年（1577），他又当上了吏部侍郎，一年后，他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的爹死了，虽说他已经获准夺情，但也得回家埋老爹。为保证大权在握，他推举年仅四十三岁的申时行进入内阁，任东阁大学士。
历经十几年的苦熬，申时行终于进入了大明帝国的最高决策层。
但是当他进入内阁后，他才发现，自己在这里只起一个作用——凑数。
因为内阁的首辅是张居正，这位仁兄不但能力强，脾气也大，平时飞扬跋扈，是不折不扣的猛人。
一般说来，在猛人的身边，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当敌人，要么当仆人。
申时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很明白，像张居正这种狠角色，只喜欢一种人——听话的人。
申时行够意思，张居正也不含糊，三年之内，就把他提为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傅（从一品）。
但在此时的内阁里，申时行还只是个小字辈，张居正且不说，他前头还有张四维、马自强、吕调阳，一个个排过去，才能轮到他。距离那个最高的位置，依然是遥不可及。
申时行倒也无所谓，他已经等了二十年，不在乎再等十年。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不用等十年，一年都不用。
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了。
树倒猢狲散。隐忍多年的张四维接班，开始反攻倒算，重新洗牌，局势对申时行很不利，因为地球人都知道他是张居正的亲信。
在这关键时刻，申时行第一次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混功”。
作为内阁大学士，大家弹劾张居正，他不说话；皇帝下诏剥夺张居正的职务，他不说话；抄张居正的家，他也不说话。
但不说话，不等于不管。
申时行是讲义气的，抄家抄出人命后，他立即上书，制止情况进一步恶化。还分了一套房子，十倾地，用来供养张居正的家属。
此后，他又不动声色地四处找人做工作，最终避免了张先生被人从坟里刨出来示众。
张四维明知申时行不地道，偏偏拿他没办法。因为此人办事一向是滴水不漏，左右逢源，任何把柄都抓不到。
但既然已接任首辅，收拾个把人应该也不太难，在张四维看来，他有很多时间。
然而事与愿违，张首辅还没来得及下手，就得到了一个消息——他的父亲死了。
死了爹，就得丁忧回家，张四维不愿意。当然，不走倒也可以，夺情就行，但五年前张居正夺情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考虑到自己的实力远不如张居正，且不想被人骂死，张四维毅然决定，回家蹲守。
三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此时，老资格的吕调阳和马自强都走了，申时行奉命代理首辅，等张四维回来。
一晃两年半过去了，眼看张先生就要功德圆满，胜利出关，却突然病倒了。病了还不算，两个月后，竟然病死了。
上级都死光了，进入官场二十三年后，厚道的老好人申时行，终于超越了他的所有同学，走上了首辅的高位。
一个新的时代，将在他的手中开始。
取胜之道
就工作能力而言，申时行是十分卓越的，虽说比张居正还差那么一截，但在他的时代，却是最为杰出的牛人。
因为要当牛人，其实不难，只要比你牛的人死光了，你就是最牛的牛人。
就好比你上世纪三十年代和鲁迅见过面，给胡适鞠过躬，哪怕就是个半吊子，啥都不精，只要等有学问、知道你底细的那拨人都死绝了，也能弄顶国学大师的帽子戴戴。
更何况申时行所面对的局面，比张居正时要好得多：首先他是皇帝的老师，万历也十分欣赏这位新首辅；其次，他很会做人，平时人缘也好，许多大臣都拥戴他；加上此时他位极人臣，当上了大领导，一切似乎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不过，只是似乎而已。
所谓朝廷，就是江湖。即使身居高位，扫平天下，也绝不会缺少对手。因为在这个地方，什么都会缺，就是不缺敌人。
张四维死了，但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
而这个敌人，是万历一手造就的。
张居正死后，万历得到了彻底的解放。没人敢管他，也没人能管他，所有权力终于回到他的手中。他准备按自己的意愿去管理这个帝国。
但在此之前，他还必须做一件事。
按照传统，打倒一个人是不够的，必须把他彻底搞臭，消除其一切影响，才算是善莫大焉。
于是，一场批判张居正的活动就此轰轰烈烈展开。
张居正在世的时候，吃亏最大的是言官。不是罢官，就是打屁股，日子很不好过，现在时移势易，第一个跳出来的自然也就是这些人。
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御史丁此吕首先发难，攻击张居正之子张嗣修当年科举中第，是走后门的关系户云云。
这是一次极端无聊的弹劾，因为张嗣修中第，已经是猴年马月的事，而张居正死后，他已被发配到边远山区充军。都折腾到这份上了，还要追究考试问题，是典型的没事找事。
然而事情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事实上，这是一个设计周密的阴谋。
丁此吕虽说没事干，却并非没脑子，他十分敏锐地察觉到，只要对张居正问题穷追猛打，就能得到皇帝的宠信，
这一举动还有另一个更阴险的企图：当年录取张嗣修的主考官，正是今天的首辅申时行。
也就是说，打击张嗣修，不但可以获取皇帝的宠信，还能顺道收拾申时行，把他拉下水，一箭双雕，十分狠毒。
血雨腥风就此而起。
申时行很快判断出了对方的意图，他立即上书为自己辩解，说考卷都是密封的，只有编号，没有姓名，根本无法舞弊。
万历支持了他的老师，命令将丁此吕降职调任外地，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然而这道谕令的下达，才是暴风雨的真正开端。
明代的言官中，固然有杨继盛那样的孤胆英雄，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团伙作案。一个成功言官的背后，总有一拨言官。
丁此吕失败了，于是幕后黑手出场了，合计三双。
这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李值、江东之，羊可立。在我看来，这三位仁兄是名副其实的“骂仗铁三角”。
之所以给予这个荣誉称号，是因为他们不但能骂，还很铁。
李、江、羊三人，都是万历五年（1577）的进士。原本倒也不熟，自从当了御史后，因为共同的兴趣和事业（骂人）走到了一起，在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成为了新一代的搅屎棍。
之所以说新一代，是因为在他们之前，也曾出过三个极能闹腾的人，即大名鼎鼎的刘台、赵用贤、吴中行。这三位仁兄，当年曾把张居正老师折腾得只剩半条命，十分凑巧的是，他们都是隆庆（1571）五年的进士，算是老一代的铁三角。
但这三个老同志都还算厚道人，大家都捧张居正，他们偏骂，这叫义愤。后来的三位，大家都不骂了，他们还骂，这叫投机。
丁此吕的奏疏刚被打回来，李植就冲了上去，枪口直指内阁的申时行。还把管事的吏部尚书杨巍搭了上去，说这位人事部长逢迎内阁，贬低言官。
话音没落，江东之和羊可立就上书附和，一群言官也跟着凑热闹，舆论顿时沸沸扬扬。
对于这些举动，申时行起先并不在意：丁此吕已经滚蛋了，你们去闹吧，还能咋地？
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几天以后，万历下达了第二道谕令，命令丁此吕留任，并免除应天主考高启愚（负责出考题）的职务。
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政治信号。
其实申时行并不知道，对于张居正，万历的感觉不是恨，而是痛恨。这位曾经的张老师，不但是一个可恶的夺权者，还是笼罩在他心头上的恐怖阴影。
支持张居正的，他就反对，反对张居正的，他就支持！无论何人、何时、何种动机。
这才是万历的真正心声，上次赶走丁此吕，不过是给申老师一个面子，现在面子都给过了，该怎么来，咱还怎么来。
申时行明白，大祸就要临头了：今天解决出考题的，明天收拾监考的，杀鸡儆猴的把戏并不新鲜。情况十分紧急，但在这关键时刻，申时行却表现出了让人不解的态度，他并不发文反驳，对于三位御史的攻击，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
几天之后，他终于上疏，却并非辨论文书，而是辞职信。
就在同一天，内阁大学士许国、吏部尚书杨巍同时提出辞呈，希望回家种田。
这招以退为进十分厉害，刑部尚书潘季驯、户部尚书王璘、左都御史赵锦等十余位部级领导纷纷上疏，挽留申时行。万历同志也手忙脚乱，虽然他很想支持三位骂人干将，把张居正整顿到底，但为维护安定团结，拉人干活，只得再次发出谕令，挽留申时行等人，不接受辞职。
这道谕令有两个意思，首先是安慰申时行，说这事我也不谈了，你也别走了，老实干活吧。
此外，是告诉江、羊、李三人，这事你们干得不错，深得我心（否则早就打屁股了），但到此为止，以后再说。
事情就此告一段落，然而之后的发展告诉了我们，这一切，只不过是热身运动。
问题的根源，在于“铁三角”。科场舞弊事件完结后，这三位拍对了马屁的仁兄都升了官：江东之升任光禄寺少卿，李植任太仆寺少卿，羊可立为尚宝司少卿。
太仆寺少卿是管养马的，算是助理弼马温，正四品。光禄寺少卿管吃饭宴请，是个肥差，正五品。尚宝司少卿管公章文件，是机要部门，从五品。
换句话说，这三个官各有各的好处，却并不大，可见万历同志心里有谱：给你们安排好工作，小事来帮忙，大事别掺和。
这三位兄弟悟性不高，没明白其中的含义，给点颜色就准备开染坊。虽然职务不高，权力不大，却都很有追求，可谓是手攥两块钱，心怀五百万，欢欣鼓舞之余，准备接着干。
而这一次，他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打算捏软柿子，将矛头对准了另一个目标——潘季驯。
可怜潘季驯同志，其实他并不是申时行的人。说到底，不过是个搞水利的技术员，高拱在时，他干，张居正在时，他也干，是个标准的老好人，无非是看不过去，说了几句公道话，就成了打击对象。
话虽如此，但此人一向人缘不错，又属于特殊科技人才，还干着司法部部长（刑部尚书），不是那么容易搞定的。
可是李植只用了一封奏疏，就彻底终结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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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家元宵节愉快!
当年明月
2008年2月21日
这封奏疏彻底证明了李先生的厚黑水平，非但绝口不提申时行，连潘技术员本人都不骂。只说了两件事——张居正当政时，潘季驯和他关系亲密，经常走动，张居正死后抄家，他曾几次上书说情。
这就够了。
申时行的亲信，不要紧；个人问题，不要紧；张居正的同伙，就要命了。
没过多久，兢兢业业的潘师傅就被革去所有职务，从部长一踩到底，回家当了老百姓。
这件事干得实在太过龌龊，许多言官也看不下去了。御史董子行和李栋分别上书，为潘季驯求情，却被万历驳回，还罚了一年工资。
有皇帝撑腰，“铁三角”越发肆无忌惮，把战火直接烧到了内阁的身上，而且下手也特别狠，明的暗的都来。先是写匿名信，说大学士许国安排人手，准备修理李植、江东之。之后又明目张胆地弹劾申时行的亲信，不断发起挑衅。
部长垮台，首辅被整，闹到这个份上，已经是人人自危，鬼才知道下个倒霉的是谁。连江东之当年的好友，刑科给事中刘尚志也憋不住了，站出来大吼一声：
“你们要把当年和张居正共事过的人全都赶走，才肯干休吗（尽行罢斥而后已乎）？！”
然而让人费解的是，在这片狂风骤雨之中，有一个人却始终保持着沉默。
面对漫天阴云，申时行十分之镇定，既不吵，也不闹，怡然自得。
这事要换在张居正头上，那可就了不得了。以这位仁兄的脾气，免不了先回骂两句，然后亲自上阵，罢官、打屁股，搞批判，不搞臭搞倒誓不罢休。刘台、赵用贤等人，就是先进典型。
就能力与天赋而言，申时行不如张居正，但在这方面，他却远远地超越了张先生。
申首辅很清楚，张居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务天才。而像刘台、江东之这类人，除了嘴皮子利索，口水旺盛外，干工作也就是个白痴水平。和他们去较真，那是要倒霉的，因为这帮人会把对手拉进他们的档次，并凭借自己在白痴水平长期的工作经验，战胜敌人。
所以在他看来，李植、江东之这类人，不过是跳梁小丑，并无致命威胁，无须等待多久，他们就将露出破绽。
所谓宽宏大量，胸怀宽广之外，只因对手档次太低。 然而“铁三角”似乎没有这个觉悟，万历十三年（1585）八月，他们再一次发动了进攻。
事情是这样的，为了给万历修建陵墓，申时行前往大峪山监督施工，本打算打地基，结果挖出了石头。
在今天看来，这实在不算个事，把石头弄走就行了。可在当时，这就是个掉脑袋的事。
皇帝的陵寝，都是精心挑选的风水宝地，要保证皇帝大人死后，也得躺得舒坦，竟然挑了这么块石头地，存心不让皇上好好死，是何居心？
罪名有了，可申时行毕竟只是监工，要把他拉下水，必须要接着想办法。
经过一番打探，办法找到了：原来这块地是礼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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